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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大别山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2020/4/27 12:44:41  | 张家口市体育局  | 阅读:602次

主讲人:孙伟

大别山干部学院副院长

【关键词】大别山精神  坚守信念   胸怀全局   团结奋进   勇当前锋   时代光芒

内容简介】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大别山精神不仅是鄂豫皖三省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党和全体人民共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本课程从大别山辉煌的革命历史铸就了大别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的主要内涵、让大别山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等方面,为我们作了深入分析和解读。

【大纲】

一、大别山辉煌的革命历史铸就了大别山精神

二、大别山精神的主要内涵

三、让大别山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第一节  大别山辉煌的革命历史铸就了大别山精神

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向大家汇报交流。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大别山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2019年9月16日至18日,总书记到河南考察调研。考察期间,总书记深入革命老区,深情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看望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考察调研第一站,总书记就来到了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新县。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总书记对大别山革命烈士的牺牲奉献作出了高度评价。在革命博物馆,他动情地说,“吃水不忘掘井人”,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这次考察,总书记作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论断。肯定了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丰功伟绩,赋予了大别山老区巨大的历史光荣和重大的历史使命。

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明确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首次明确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深入挖掘和持续研究鄂豫皖革命历史,学习弘扬大别山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

“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地区军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作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今天,关于大别山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主要讲三个问题:一、大别山辉煌的革命历史铸就了大别山精神;二、大别山精神的主要内涵;三、让大别山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下面讲第一个问题:

一、大别山辉煌的革命历史铸就了大别山精神

大别山居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处于长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南京和武汉的中间。地域范围包括河南、湖北、安徽三省7个市共47个县、市(县级市)、区。其中河南省信阳市10个县市;湖北省武汉市、黄冈市、孝感市、随州市等22个县市;安徽省涉及到六安市、安庆市15个县市。

大别山是与井冈山、太行山一样的革命历史名山。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建党基地、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主要活动地、走向全面胜利的重要转折地。

下面,我们分四个时期回顾大别山革命历史。

建党初期,这里是我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五四运动以后,大别山区中共地方组织陆续创建。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7名成员中有5人都是大别山人。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等3人是黄安(今红安)县人,陈潭秋、包惠僧等2人是黄冈县人。1921年7月23日,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一大”。这样,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就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3位是来自大别山区,占代表人数的近4分之一。

董必武,清末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会。俄国十月革命后,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比中俄革命的经验,董必武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1920年,董必武在武汉创办武汉中学,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同年8月,在中共上海小组的帮助下,董必武在武汉建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在革命实践中,实现了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13名一大代表,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号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1921年11月,陈潭秋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中共陈策楼、八斗湾党小组,第二年改为支部。之后,大别山区许多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大别山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和中国农村最早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

大别山是重要的建党基地,还因为, 1921年7月,恽代英、林育南等23位进步青年在利群社的基础上,于湖北黄冈成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独立开展建党活动。共存社成立不久,骨干成员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人获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消息,异常感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有一支支流是从大别山汇聚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创建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接力走出了三支主力红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先后发动了数十次工农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13日,隶属于湖北的中共黄麻特委领导发动了黄麻起义。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和武装群众达3万余人。创建了大别山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和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支部队后改变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这是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

1928年,革命武装和当地党组织在湖北河南交界的柴山保地区开辟了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在长江北岸首先树起了武装割据的旗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

到1929年5月,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9年5月,在河南省商城县南部,当地党组织领导了大别山区的第二大武装起义——商南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开辟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同年11月,在安徽省西部的六安、霍山地区,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的六霍起义全面爆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3师,开辟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这样,党在大别山领导发动的三大起义,建立了三支革命武装,开辟了三块革命根据地。为了把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连为一体,实现党在整个大别山区域的集中统一领导,1930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将三块根据地所属区域,合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

接着,又将三支军队,红十一军31、32、33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中央派来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过营长的黄埔一期学员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

6月下旬,召开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

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随着大别山区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不断发展壮大,党中央对这块根据地越来越重视。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派张国焘到大别山担任分局书记,分局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大别山革命斗争。同时,成立鄂豫皖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沈泽民任省委书记,高敬亭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成立的这一天,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随即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鄂豫皖苏区达到鼎盛时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人,红军主力4.5万余人,地方武装20余万人,建立了3个市和27个县级革命政权。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也是党在长江以北创建的最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

1932年夏季,在鄂豫皖苏区蓬勃发展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对全国红色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集中30万兵力,亲自任总指挥,首先进攻大别山。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鄂豫皖苏区军民浴血奋战,给予进剿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主要领导张国焘在战略上的错误指导,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在苏区内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路西征转战3000里,从大别山打到大巴山,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国民党仍在围剿大别山,斗争形势极为严峻,鄂豫皖省委及时确立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思想,把留在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在大别山坚持了两年多时间,使得大别山红旗屹立不倒。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初期,红二十五军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振奋了苏区军民的斗志,但也助长了省委的骄傲情绪。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盲动,革命遭到严重损失。

1934年11月,受中革军委和周恩来的指示,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始长征。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省委常委高敬亭遵照省委指示,集中留下的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近2000人),他以军政委的身份,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民,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三年里,红二十八军游击范围达到45个县,牵制国民党军队17万人在大别山区,有力策应了三支主力红军长征,支撑了南方八省游击斗争局面。鄂豫皖根据地成为南方8省15块游击根据地中面积最大的根据地,也是唯一保持有一个军一级建制红军部队的根据地。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华中抗战的战略支撑地。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在安徽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对日抗战的第一枪。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来发展为新四军第二师,创建和保卫了拥有330万人口、2.1万平方公里、17个县级政权的淮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会战结束后,李先念领导的豫鄂边区抗日武装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创建、巩固、发展了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先后抗击15万侵华日军和8万多伪军,解放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万人民,建立8个专区和11个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有力地从战略上配合了兄弟部队在敌后的抗战,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新四军第二师、新四军第五师共创建约12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占整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十分之一以上。

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是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战略转折地。解放战争初期,1946年6月,李先念等领导的中原部队,粉碎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包围、封锁、追击,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顺利实施中原突围,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刘邓大军在陈粟、陈谢大军的配合下,挥师南征,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

这就是大别山28年的历史。在这28年当中,有辉煌,也有苦难,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当我们简单地回顾了大别山地区28年的红色历史后,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28年间,党的活动和武装斗争在大别山始终没有间断。大别山见证了中国革命完整的斗争历程,并以其历史长、地域广、规模大、牺牲多、作用突出的特点,创造了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这一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赢得了我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革命重要的发源地、主要活动地和战略转折地的历史定位。

第二,在大别山辉煌与苦难的历史中,大别山区的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在大别山这块土地上,培育和铸就了大别山精神。大别山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是孕育大别山精神的沃土,也是大别山精神形成的历史基础。

 

第二节  坚守信念:大别山精神的灵魂,胸怀全局:大别山精神的风格

二、大别山精神的主要内涵

大别山精神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建立新中国而形成的革命精神。

伟大的斗争孕育伟大的精神。大别山精神是和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历史,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铸就了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根据大别山革命斗争的特点,我们将“大别山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四句话16个字。

这四句话十六个字,集中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的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行为风范。

下面,我对这四句话做具体解读。

第一句话:坚守信念

坚守信念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这是所有革命精神都有的普适价值,它是一切革命精神之魂。坚守信念是指大别山军民凭借坚定的信仰,在白色恐怖和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百折不挠,坚守大别山,使大别山红旗不倒,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对党忠诚、威武不屈、坚韧不拔的精神。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大别山地区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坚守信念的光辉典范,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心中的理想信念,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27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占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21天后,因敌人的疯狂反扑,黄安县城失守,起义队伍被迫突围。突围过程中,年仅21岁的起义总指挥潘忠汝,6次进出城门指挥战友突围,不幸中弹牺牲。突围出来的鄂东军最后集合在一起的仅有72个人,50多条枪,这72人,在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下,撤退到黄陂地区的木兰山坚持斗争。在敌人重兵围追之下,转战木兰山的队伍面临瓦解溃散之势,革命火种几近熄灭。吴光浩,这名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北伐时期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的共产党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异常坚定,他鼓励大家:“我们还是要继续革命。当前革命虽处低潮,但是我们照党的主张自己多想办法奋斗,总有一天可以搞出个名堂。”木兰山的斗争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了下来。这72人中,最后只有(陈再道、詹才芳、肖永正、钱钧、吴世安、戴季英等)6人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吴光浩也在一年多后在支援商南起义的途中遇敌牺牲。木兰山的斗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起义武装此后又在鄂豫两省交界的柴山堡,建立起鄂豫边区最初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后来以这几十人为基础星星之火,慢慢发展燎原成为驰骋大半个中国所向披靡的红四方面军,创造了鄂豫皖苏区鼎盛的局面。

在整个28年的大别山革命斗争中,不管是革命的高潮还是低潮,是胜利还是挫折,大别山地区军民认准共产党,坚信共产党,提着脑袋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大别山先后有两百万参军参战,有近百万人英勇献身,留下姓名的烈士只有130351人。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的核心区域的几个县,红安、麻城、新县、金寨、六安留下姓名的烈士都在万名以上。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新县,当时总人口不足十万人,先后就有5万5千人为革命献身,而在他们当中,登记在册的只有11057人。

在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有一块稻田,被称为红田。1927年12月,黄安县城失守,黄麻起义部队转移后,反动地主清乡团疯狂镇压当地革命群众,敌人把这块不足30平米的稻田当作刑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在这些悲惨牺牲的人群中,年纪最大的是75岁的普通百姓,最小的是16岁的赤卫队员,还有很多是来不及撤离的鄂东军的伤员。在这里被害的革命烈士程怀天,被捕后,数九寒冬,敌人剥光了他的衣服,施以酷刑,逼他交出共产党的组织和账款,程怀天英勇不屈、严词拒绝,只字未说党的秘密。在狱中,他慷慨写下了就义诗:投身革命两春秋,遗憾壮志尚未酬。砍头只当风吹帽,甘洒热血绘锦绣。敌人把他押到这块稻田,将四肢钉在门板上,惨无人道地砍掉了他的手和脚,程怀天流尽了热血,英勇就义。人们把这块被300多名烈士鲜血浸透的稻田称为“红田”。

当时的箭厂河农民自卫队大队长、共产党员程儒香,黄安城失守后被捕。敌人使用种种酷刑,他都不说党组织的情况,并痛斥敌人:“只死我一人,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今天你们杀了我,再过20年,老子又是条英雄好汉,还要跟你们干。”程儒香1929年农历正月初一那天惨死在冰天雪地里。

红二十五军创始人之一的吴焕先,牺牲时年仅28岁,一家6人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妻子甚至饿死在给部队送食物的返程路上。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被俘后,怀着革命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我从参加红军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您要到大别山家家户户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在很多家庭的堂屋门前的门框上,都挂着一块或两块红色的牌子,一块写的是军属光荣、一块写的是烈属光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或两块这样的牌子,整个大别山,可以说是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的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参观时满含深情地讲:“吃水不忘掘井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2016年4月总书记到安徽金寨考察时,有同样的表达,他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常说,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红色政权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前辈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大别山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们对真理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共产党的忠诚,对民族解放和美好未来的追求。

第二句话:胸怀全局

“胸怀全局”是指在革命紧要关头,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大别山区的军民总是从全局出发,用自己的牺牲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风格。

土地革命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革命的大局面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毫不犹豫地支持大局、服务大局。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围攻中央苏区。由于兵力有限,国民党的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暂时采取守势。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6月份召开扩大会议,曾中生、许继慎等将领建议采取“围魏救赵”战术,带领红军主力南下,分散国民党的兵力,以达到缓解中央苏区压力的效果。会议制订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徐向前、曾中生率领5个团的兵力从商城出发,他们攻英山,歼灭敌人1800多人。接着,趁势攻打蕲水、罗田、广济三座城池,消灭敌军7个团,俘虏5000多人,缴获了大批军需辎重。鄂豫皖革命据地红军的大举进攻,分散了国民党军队的精力,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面对强敌,大别山的红军队伍不是考虑自身的安危,而是从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一全局出发,坚决执行“援助中央苏区的十万火急”的任务,展现了勇于担当,甘于牺性的优秀品质和为了全局、服务全局的责任自觉。

1935年7月,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从报纸获悉中央红军有北上的动向,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4000余名指战员离开经营已达半年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主动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徐海东向战士们说:“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是为了迎接党中央。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同年9月,红二十五军历经千难万险,先期到达陕北,把陕北这块根据地巩固了下来,为党中央、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为中国革命把大本营建在陕北起了先导作用。当年冬天,中央红军也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与陕北的红军会师的喜悦刚刚过去,新的难题又浮上中央领导的心头。当时,中央红军有7000多人,陕北即将天寒地冻,军队的给养成了最大的难题。怎样度过这个难关?毛泽东想起了刚见过不久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他把采办处主任找来,挥笔写下一张借条:“海东同志: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敬礼!—毛泽东”

徐海东看到毛泽东的借条后,立即把供给部长找过来,问他十五军团总共还有多少钱。当得知还有7000块大洋时,徐海东立即让拿出5000块大洋送给中央红军。徐海东深知此时红十五军团也需要这笔钱购买药品衣物给伤病员和应对部队过冬,他说:“毛主席动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也要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啊!”徐海东的“雪中送炭”让中央红军顺利地度过了那个寒冬。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大洋啊!”。

1945年,王震率八路军南下支队、王树声率河南军区主力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组建了中原军区,正规部队5万余人,地方武装30万人。中原军区为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顶住压力,坚守在反内战的前哨阵地,牵制了国民党30余万的兵力,为中共中央在其他各解放区的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6月,国民党调动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5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长地带内。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军阵地大举进攻,妄图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在中原突围中,有一支孤军伪装主力、向东佯动、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任务。这支队伍就是由皮定均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中原军区党委向皮定均下达的命令是:指挥第一旅掩护全军向西突围,要不怕牺牲,用一切办法拉住敌人,迷惑敌人。只要3天之内敌人不能准确判断我军主力突围方向,掩护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自行选择突围方向,目的地是苏皖解放区。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分北、东两路扑来,皮定均以少量部队正面顽强抵抗,阻击国民党军。经过3天阻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这时他本可以自由行动。但为了给西线主力以更大的支持,他决定摆开长龙,以强行军速度,在国民党军眼皮子底下,插向其背后,显示中原军区主力向南突围态势。然后突然折东疾进,突破国民党军第1道封锁线,进一步策应主力西进突围。这个旅全面完成掩护任务后,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出敌不意,孤军东征,辗转24个昼夜,行程800公里,以还是一个旅的完整建制,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原有6万部队,突围后总共剩下2万多人,而在这2万多人中,皮定均率领的部队占了四分之一。一位美国记者闻知后,惊呼这是一个奇迹,并向世界作了报道。1955年,毛泽东在为将帅论功授衔时,对报送的授予皮定均“少将”材料上,亲笔写下“皮有功,少晋中”的批示。正因为他在中原突围中,指挥一旅之兵,同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交锋,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10万重兵的包围圈,为解放战争的我军初战赢得头彩,故他这个旅被誉为“皮旅”。这就是“胸怀全局”创造的奇迹。而整个中原军区部队作为我党在解放战争全局中的一颗战略“棋子”,在中原突围及其前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坚决服从解放战争的全局利益,舍小我、为大局、勇担当,表现出人民军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树立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历史楷模。

 

第三节  团结奋进:大别山精神的精髓,勇当前锋:大别山精神的品质

第三句话:团结奋进

团结奋进指在开创和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大别山区军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扩大人民军队,保证战争胜利和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凝结的是大别山区人民热爱军队、军队服务人民、军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的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精髓。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以代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所以说,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是人民的政党,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红军,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要让那里的人民群众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这就决定了红军同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也使军民团结奋进成为了大别山精神的生动写照。

土地革命时期,隶属湖北省委领导的黄麻特委发动黄麻起义时,隶属河南省委领导的豫南特委迅速发动四望山、大荒坡起义,策应湖北的暴动。隶属河南省委领导的豫东南特委和商城县委组织商南起义时,鄂东特委派人前来帮助和指导。为此,红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前往商城的途中牺牲。隶属安徽省委领导的六霍县委组织发动六霍起义时,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东进皖西,直接帮助六霍起义。之后,分别隶属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战略上遥相呼应,战术上相互支持,先后粉碎了敌人三次“会剿”,开创了卾豫皖革命根据地。

正是由于三省共同创建了卾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红四方面军正式把“团结奋斗”作为军训宣誓誓言提了出来。红四方面军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其中,“团结奋斗”解释为:“团结”,就是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千万人团结如同一人的奋斗,协同一致的努力;“奋斗”,就是坚决向前冲,努力猛进百折不回。之后,团结奋斗在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在根据地创建初期,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区连续进行了三次“会剿”,即“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新生的红色政权,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1929年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了“罗李会剿”,即国民党的罗霖部和李克邦部的会剿。为了让红旗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人民群众协同红三十一师同国民党军队开展了殊死搏斗。为了帮助红军,当地群众自觉担当起后勤保障的任务,他们给革命战士送去食品、衣物,帮助红军转移伤病员。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红三十一师歼灭地方反动武装数百人,占领了军事要塞白沙关。随后,红军挥师北上向北边的李克邦部开展反击。为了配合红军的行动,当地群众武装向南对罗霖部进行持续不断的游击性骚扰,致使罗霖部躲在七里坪、黄安、河口、麻城等中心城镇,不敢北进。这样就解除了红军的后顾之忧,他们在北路连续作战 ,迫使李克邦部退回到原驻防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会剿”。

随后,蒋介石又命令刘峙组织兵力对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对付敌人。当时是8月,大别山中丛林茂密。赤卫队在群众的掩护下转移到密林里,一有机会就出来袭击敌军,当地群众也拿起红旗和长枪保卫家园。在敌人看来,“红旗红枪弥山皆是”,以至于感到草木皆兵。红三十一师在群众的掩护下,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下,“鄂豫会剿”以失败告终。

192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又派出徐源泉部和夏斗寅部对根据地展开攻势。也就是所谓的“徐夏会剿”。徐源泉部从信阳出发由北向南,夏斗寅部从湖北境内出发由南向北,对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根据地的红军联合群众一起,对来犯之敌进行不间断的袭扰。由于缺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信息不畅,补给不足,行动困难。这时,冯玉祥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红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出兵反击,击溃了敌人的四个民团,“徐夏会剿”匆匆落幕。

后来,徐向前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筋疲力尽,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毛泽东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黄安战役历时43天,数万群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为红军进行战地服务,各地捐赠的粮食、衣服和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战场上。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生动地再现了这种军民齐上阵的情景。在罗山县何家冲有一位英雄母亲何大妈,两个儿子参加红军后先后牺牲,丈夫为给红军挑送粮食受伤后去世。孤身一人的她仍然提着竹篮,四处为红军搜集情报、转送物资。为了营救一名被敌人抓住的红军伤员余占海,何大妈谎称他是自己的儿子,为了打消敌人疑虑,何大妈起了毒誓,并当众砸瞎了自己的右眼。红军战士得救了,何大妈的右眼却没有了。

红25军长征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更加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根据鄂豫皖省委指示,高敬亭以红25军长征留下的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为基础,重建红28军,全军1300余人。高敬亭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中,红28军与人民群众结成鱼水般的军民关系。群众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创造性地发明了多种夹墙为红军伤病员养伤的办法。它建在房屋密集的村庄中间,门用几块土坯垒好,或用衣柜挡住,伤病员就可以在夹墙里安心养伤。

在残酷的斗争中,根据地创建了党政军合一、灵活机动、使敌人难以对付的武装工作便衣队。便衣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创举,一般由5--10人组成,他们熟悉民情、敌情、地形,扎根于群众之中,担负着为红军筹粮筹款,搜集情报,掩护红军伤病员,打击恶霸土匪、救济贫苦百姓等任务,被群众称为是“流动的苏维埃”。便衣队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大村并小村,严密监视群众给便衣队送粮送衣。群众白天外出劳动时,每人只准带仅够自己吃一顿的饭,他们就自己饿着肚子,把饭藏在田边,让便衣队来取。他们穿着鞋子去,把鞋脱下留给便衣队,自己光着脚回家。1935年秋,敌人在经扶县(也就是今天的新县)进行“清剿”,看到一名红军便衣队员进了村,可就是搜查不到。敌人集合全村人审问,老百姓没有一人说话,连小孩也守口如瓶,敌人当场杀害了3位村民。面对屠刀,全村百姓宁死不屈,最终保住了这名便衣队员。原来,是一位木工把他藏在了自家床底下一块石板下面。

在极度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老百姓宁愿自己饿着肚子、打着赤脚,也要将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缝军装。正是群众的无私支援,红二十八军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了敌后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和捍卫了大别山这个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

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始终充分依靠群众、紧密团结群众,正是由于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生死相依,革命的红旗才能始终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

第四句话:勇当前锋

勇当前锋是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仅是我们党创建的全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而且在中国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根据地的军民始终处在最前沿的地位,发挥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凝结的是大别山军民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敢于胜利的精神。勇当前锋是是大别山精神的特质。

在大别山革命史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让人荡气回肠的故事,生动地诠释着勇当前锋的深刻内涵。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作为“北上先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孤军北上,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无数次恶战血战,于1935年9月率先到达陕北。先锋固然光荣,却意味着更大的牺牲。作为一支孤军,红二十五军几次陷入绝境,伤亡惨重,战斗中,正副军长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省委书记徐宝珊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英勇牺牲。很多红军战士倒在长征路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红二十五军勇当前锋的壮举,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陕北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毛泽东称赞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也是对勇当前锋内涵的有力注解。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决定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实施“双矛攻势”。蒋介石认为:延安是共产党的政治根据地,山东是共产党的主力所在地和交通供应根据地。攻占延安,就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攻占山东,消灭共产党的主力和补给线,然后再北渡黄河,取得决战的最后胜利。蒋介石对他的“双矛攻势”极其得意,想了8个字,叫“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蒋介石23万国民党精锐进攻延安,延安只有2万3千人。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决定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到了7月份,强大的敌人和巨大人力物力消耗,致使陕北“甚为危急”,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分析了解放战争的走向,作出了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向国统区实施战略反攻的决策,谋划了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间突破,经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大反攻的总格局。由哪一支部队担负中间突破这一重任,党中央、毛主席最终选择的刘邓大军。

1947年7月23日,就在小河会议(即中共中央在陕北的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致电在鲁西南地区的刘伯承、邓小平“不要任何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然而,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前例的。要实现这样伟大的战略计划,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主要有三大困难。第一,路途远,从黄河到大别山约500公里。我们说千里跃进就是指路途有1000里。第二,凶险多,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许多不可预知的险情。第三,无后方,没有后方的作战是兵家大忌,后勤保障将十分困难。这些困难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知道。所以,毛主席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刘邓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在这场关乎战争全局的任务面前,刘伯承、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担当精神,以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挑起了这副“解放战争时期最重的担子”,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率领12万4千大军,于1947年8月7日出发,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强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依靠大别山人民,艰苦作战,粉碎2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实现了毛泽东所预计的最好的前途,站稳了脚跟,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

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讲,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重担,最重的担子是挑挺进大别山这副担子,因为这副担子一头挑着陕北,一头挑着山东。所以当年在对部队进行动员的时候,邓小平讲,“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这叫什么?这叫“拍胸脯”,决心很大,意志很坚定。光拍胸脯不行,要有勇气,要具体的行动。

刘邓大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于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毛泽东后来充满激情地评价: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两年后,一个新的中国光荣诞生。

这种勇当前锋的精神在很多大别山革命先辈的身上都体现的淋漓尽致。传奇将军许世友以打起仗来勇猛无畏、身先士卒著称,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五次担任敢死队长,四次负重伤,经常是负伤后在伤口上敷上南瓜瓤子,继续战斗。在攻打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堡垒大山寨,寨墙两丈多高,寨前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寨内有300多个团丁把守,许世友担任敢死队长,一手顶着一张大方桌当盾牌,一手提个大刀,登上长梯,以万夫不当之勇,杀进寨门。万源保卫战中,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的许世友再次亲任敢死队队长,坚守万源南侧门户大面山,每到危急时刻,二十五师从师长许世友到士兵,每人一把大刀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在万源外围进行了20多天殊死搏斗,最终守住了阵地。许世友曾说,万源保卫战是他一生中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最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战。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将军,外号“王疯子”,打起仗来就像疯子一样,什么都不顾。1933年,18岁的王近山已升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在与四川军阀刘湘的作战中,王近山身背大刀,端着冲锋枪,一直打在最前面,几乎把一个团拼光了也没退缩。

正是有了勇当前锋的精神,才有了大别山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才走出了一支支彪悍善战的革命队伍。

韩先楚,人称“韩疯子”。是大别山又一个外号叫“疯子”的将军。1949年广州解放后,解放海南刻不容缓,毛主席指示,1950年春夏之交、谷雨前后,务必解放海南岛!海南岛原来说是春季解决,后来作战时间推迟了,因为在这之前解放军有两次登岛作战的惨败:一个是金门战役,三野攻占金门,9千人上岛,无一返回。一个是攻击登步岛,三个连队上去没有回来。这是在我军上下内弥漫着解放军不具备登陆作战能力的担忧。金门海峡只有三公里,琼州海峡10多公里,毛泽东做出推迟解放海南岛决定,广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叶剑英传达推迟到6月份。韩先楚在其所属的40军不传达在会议精神,指示继续操练,并一再发报,致电上级,主动请战。最后先说服林彪,再通过林彪说服毛泽东,决定登岛。4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大举强渡作战命令,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开始,15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第一波登岛,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韩先楚,这位农民出身的汉子,在这个危险的历史节点,充分展现大别山儿郎的敢打敢拼、以命相搏的英雄本色。

郑维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金城反击战中,以过人的胆略、敢于担当的气魄,策划和导演了一场三千人敌前大潜伏,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迹。我们现在看到的38度线,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然而在1952年的时候,这条线并不直。在金城它拐了一个弯。向北凸出了近十公里。正是在1953年夏季攻势中,郑维山将军率部把这个弯拉直了。他根据敌我两军阵地地势情况,大胆策划和导演的一场三千多人大潜伏:就是两军阵地之间的,在敌人手榴弹就能砸到的地方搞潜伏,而且是3000人的大潜伏!并且,潜伏的时长是一昼夜。但是这样做风险极大。一是无制空权,技术装备较差的情况下,大白天三千人大潜伏,从无先例。二是,朝鲜战场是当时全世界都注目的战场,万一打不好,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会影响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影响停战谈判的进程。所以这个计划在兵团会议很长时间没人敢同意。郑维山认为在这里潜伏,敌人出其不意,战斗开始后直接发起冲击,节省体力,缩短进攻距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郑维山拍案而起:“这一仗一定要打。错了我负责!杀头杀我的!”总攻开始后,我军在敌人眼皮底下潜伏的3000勇士,如同神兵天降,仅用1个小时零10分钟,就歼敌1个团大部 并占领敌该团阵地。大潜伏取得了成功,开创了现代化条件下白天大规模潜伏作战的范例,为金城战役胜利,把美军提前打到谈判桌前,迫敌全面停战, 做出了重要贡献。郑维山的这种敢于冒着杀头、免职的风险,认准的事情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魄力,再次彰显了大别山儿郎的舍身往死、血性担当的典范。

以上是我对大别山精神内涵四句话、十六个字的解读。这四句话的文本概括,是基于原济南军区和中共信阳市委、大别山干部学院凝聚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四句话、十六个字的表述,其内涵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个是“坚守信念”和“团结奋进”,一个是“胸怀全局”和“勇当前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中的逻辑:理想和奋斗的统一,胸襟和行动的一致,也就是知行合一。目前,大别山精神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文本概括,鄂豫皖三省、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表述,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和参与,共同推动大别山精神的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

 

第四节  让大别山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三、让大别山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需要代代传承。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红色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红色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大别山精神,让大别山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一)用大别山精神教育党员干部筑牢党性之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我们必须大力引导党员干部从红色精神中汲取力量,传承红色基因,使之融入党员干部的血脉之中、内心世界、灵魂深处,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踏上红色革命圣地,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多次强调要从中国革命历史、优良传统和精神中汲取养分。在革命传统教育中筑牢信仰之基,在红色基因传承中补足精神之钙,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大别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无数的革命英雄和志士。正如徐向前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经过党长期培养和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无限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心,表现出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一大代表董必武。1975年3月5号,他在他生命最后一个生日的那天,他写了一首诗,《九十初度》,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伐柯是伐取做斧头柄的木材,会就是一定能够,说我们的目标一定会得到的,坚信我们一定能够走到成功的道路的。表明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对理想信念始终不渝的忠贞。另一位出身大别山的革命烈士杨超,为掩护战友遭到敌人逮捕,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声吟诵就义诗“漫天风雨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他们在生死考验、威逼利诱面前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根本就在于他们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红色精神,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邓小平曾经讲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党是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各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引用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党、人民军队之所以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的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所以,总书记讲: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翻看落马官员的忏悔自白,大都是因为丢掉了初心、丧失了信仰,才走上了不归路。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理想信念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打实的考验,是面临诱惑时能保持清醒的坚固防线,是经过一番思想交锋作出正确选择的“定海神针”。只有坚守理想信念和原则底线,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繁环境中行得正、走得远。

(二)用大别山精神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每个紧要关头,大别山军民总是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向党中央看齐,一切从全国战略大局出发,一切服从革命大局的需要,用自己的牺牲为全局的胜利创造条件。

1931年,鄂豫皖苏区红军在根据地并不稳固情况下,主力离开根据地南下作战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这对根据地和前线部队都有极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大局着眼,冒险南下作战,有力支援和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置生死荣辱于度外,这种鲜明而坚定的政治意识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自觉为党中央分忧,不惜以局部的损失换取全局的改善,这种大局意识对全局胜利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把千军万马置于党中央视线之下,坚决听从党中央和党的领袖的指挥,这是核心意识生动的体现;严厉整肃党纪军纪,自觉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看齐意识是党和军队的力量所在、优势所在,是确保党的团结统一、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

在新时期,弘扬大别山精神,增强政治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弘扬大别山精神,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不断提升看问题的高度、拓展想问题的广度、强化解决问题的力度,共同写好全党全国一盘棋的大文章。

弘扬大别山精神,增强核心意识,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认同核心、在政治上围绕核心、在组织上服从核心、在行动上维护核心。

弘扬大别山精神,增强看齐意识,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服从指挥、听从号令,跟上步伐、保持一致,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的部署,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三)用大别山精神昭示党员干部始终秉持人民情怀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在大别山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我党的主力部队虽然“三进三出大别山”,却从未脱离过人民。党组织始终心系群众、扎根群众,依靠群众,不仅创建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同时也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历史传奇。1947年9月,刚刚千里挥师到达大别山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光山县接见了坚守大别山的刘名榜、邱进敏等99名游击队战士。邓小平问刘名榜:“那么艰难,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刘名榜回答:“靠党的坚强领导,靠握紧枪杆子,最让我感动的是老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铁了心地支持、掩护我们。没有他们,我们一天都活不下来!”大别山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从诞生之日始,一直坚持与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党和人民军队与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深情厚谊。党一心为民,成为人民的主心骨;人民一心向党,成为党的铁靠山。这就是大别山根据地红旗28年不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毛泽东曾指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创造奇迹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毅力。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民力,因而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古话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执政70年却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源。追根溯源,我们要时刻谨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前タ,邓小平同志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样的话不但说者铿锵有力,听者同样振聋发聩,说出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心中装着群众、始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使命。他多次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心无百姓莫为官”。事实反复证明,执政一方一定要心系群众,只有真心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只有始终秉持人民情怀,才能做到“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才能做到为党分优、为国干事、为民造福。

(四)用大别山精神激励党员干部砥砺争先

2015年9月2日,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要求党员干部在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冲锋在前,奋勇争先,始终做排头兵。

在革命的洪流中,大别山地区的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军民以勇于当先的气魄,争当先锋的锐气,高高树起革命的旗帜,常常走在时代的前列。大革命时期,大别山地区是全国最早有党员活动,建立党组织的地区;土地革命时期,组织了黄麻、商南、六霍起义,创建了全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鄂豫皖苏区是工农红军最早“北上抗日”长征出发地之一,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陕北,成为北上先锋;抗日战争时期,成长和壮大了新四军二师和五师两支战略部队,成为华中地区最早进入敌占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部队;解放战争时期,中原军区部队坚守反内战前哨阵地,率先接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炮火的洗礼;刘邓大军义无返顾千里跃进大别山,又率先拉开全面反攻序幕。大别山区革命先辈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精神,树立了一座座血染的丰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当前,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仍然需要弘扬这种勇往直前、甘当前锋,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

勇当前锋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能力。需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胆略,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狠劲,有滴水穿石、铁杵成针的精神。

勇当前锋需要敢于担当的勇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敢于担当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党员干部是否具有担当精神,关系到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共产党人必须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以上,我从大别山的革命斗争历史、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和让大别山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三个方面向大家做了汇报交流。

最后,我用一段话对今天的交流作一个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

过去,大别山区的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依靠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完成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今天的共产党人是红色精神的弘扬者和传承者,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进程中,要把弘扬大别山精神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从红色历史中感悟坚守信念的初心,从红色传统中学习胸怀全局的境界,从红色文化中领略团结奋进的品格,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勇当前锋的力量,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让大别山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